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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大會的召集權人

發布時間:2018年5月16日 威海公司業務律師  
  董事會作為股東大會的召集權人,被世界各國立法所普遍承認。德國《股份公司法》第121條第2款規定:“董事會可以簡單多數作出召集股東大會的決議。”《日本商法典》規定:“股東全會的召集,除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由董事會決定。”
  召集權人是指法律規定有權召集股東大會之人。這里的“人”應作廣義上的理解,包括機關在內。股東大會在滿足一定的召集條件后,還須經由法定的召集權人進行召集方可有效。這樣的規定是為了防止股東或其他人任意干涉公司的正常經營,從而也在根本上維護全體股東的利益。我國《公司法》在105條規定:“股東大會會議由董事會依照本法規定負責召集,由董事長主持。這種規定只賦予董事會以股東大會的召集權,而絕對排除了其他股東及機構的召集權,已經在實踐中暴露出許多問題。以下即為1999年12月25日《公司法》新修改后不久發生的一例較為典型的案例: 2000年8月,“名流投資”取得“幸福實業”6000萬股法人股而成其第一大股東。“名流”的入主受到原大股東“湖北國投”的抵制。在改組董事會的提案遭董事會否決后,“名流”發起了由提議股東自行召集的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結果順利改組董事會,爭得控制權。應該說,“名流”的這種做法是得不到現行《公司法》支持的,不過還是存在一定的法律依據:證監會在2000年5月公布的修訂后的《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范意見》(以下簡稱《規范意見》)中從第19條至26條重點對股東召集臨時股東大會進行的規定,認為:單獨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決權總數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下稱“提議股東”)或者監事會提議董事會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時,應以書面形式向董事會提出會議議題和內容完整的提案。……(董事會)如果認為提議股東的提案違反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應當做出不同意召開股東大會的決定,并將反饋意見通知提議股東。提議股東可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決定放棄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或者自行發出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另外,本《規范意見》在20條還規定:董事會在收到監事會的書面提議后應當在十五日內發出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召開程序應符合本規范意見相關條款的規定。應該說,這些規定肯定了股東在董事會不為召集臨時股東大會時享有自行召集權,具有重要的意義。但該《規范意見》仍有以不足:
  (一)該《規范意見》只賦予了少數股東在一定條件下的自行召集權,而對監事會權利的規定依然沒有跳出《公司法》的范圍,即監事會依然只有提議權,而沒有自行召集權,不利于發揮監事會應有的監督職能。

  (二)在少數股東行使自行召集權的程序上,該《規范意見》規定為只要董事會對其請求召集臨時股東大會的提案否決,就可以自行召集,而不是像許多國家規定的那樣,還須經法院許可后方可召集。在對少數股東持股時間上,也沒有限制性規定。這些做法在實踐中很容易造成股東濫用召集權,破壞公司的日常運作。
  (三)該《規范意見》屬于證監會制定的部門規章。該規章不僅不能涵蓋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而且其效力層次低,對法院并不具有當然的拘束力。
  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再行修改《公司法》時,借鑒相關國家立法經驗,對召集權人予以合理、完善的規定實屬必要。綜合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主要是德國、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相關立法,股東大會的召集權人大致可有以下幾類:
  (一) 董事會。
  董事會作為股東大會的召集權人,被世界各國立法所普遍承認。德國《股份公司法》第121條第2款規定:“董事會可以簡單多數作出召集股東大會的決議。”《日本商法典》規定:“股東全會的召集,除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由董事會決定。”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第171條同樣規定:“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從以上各國的規定可以看出,董事會作為股東大會的召集權人已經成為各國股東大會召集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究其原因,與董事會在公司機關中的獨特地位與職能密不可分。董事會作為公司的常設機關,對內負責公司的日常經營決策,組織協調公司的各項工作;對外則代表公司執行業務。可以說,董事會是與公司的各項工作聯系最為密切,對公司及股東利益影響最大的一個機關:對股東大會定期會議來講,與會議有關的公司年度財務報告及其它重要的材料由董事會來備置;對股東大會臨時會議來講,一些涉及公司利益諸如公司是否出現虧損,公司董事人數是否符合法律或章程所規定的人數等事實,董事會也最為清楚。因此,將股東大會的召集權原則上賦予董事會是必然的。
  董事會召集臨時股東大會,有兩種情形:董事會自動召集和應股東請求而被動召集。前者于董事會認為必要或者符合法律規定條件時召集。后者,如德國《股份公司法》第122條第一款規定:“如果其股份總計已達到基本資本二十分之一的股東以書面形式說明了目的和理由要求召集股東大會時,股東大會應當召集;這項要求應呈交董事會。”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也有類似規定。
  另外,董事會所擁有的此項“召集權”其性質如何有必要討論。筆者認為:這項“權利”對于董事會而言只是一種資格,是其職能體現,而非真正的權利。盡管目前學界對權利的內涵有不同的認識,但大多數學者都認同,權利包含了享有者的“特定利益”。而董事會所擁有的此種“召集權”,是其行使職責的一種需要,與“特定的利益”相去甚遠,相反,此種“權利”在很多情況下體現的是一種義務。所以,筆者認為董事會的這種“召集權”不同于股東的召集權,而只是董事會的一種資格或一種職能。也正是因為此,董事會在法定或章程約定的一定條件發生時,有義務召集股東大會,否則就應承受一定的法律責任。我國《公司法》第104條規定,股東大會應當每年召開一次年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在2個月內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從所使用的兩個”應當“可以看出,我國法律同樣認為董事會有義務在一定條件符合時召集股東大會,但遺憾的是,在此并沒有明確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事實上,由于股東大會與董事會存在相互制衡的關系,后者要對前者負責。因此,在有些時候,尤其是由于自身因素導致公司出現不利狀況時,董事會很有可能會故意拖延、甚至不進行股東大會的召集。盡管可以賦予少數股東以自行召集權予以補救,但有些情況如公司虧損、董事人數空缺等董事會了解地最為清楚,也最有可能盡早地召集股東大會。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明確規定一定的懲罰措施,對于董事會認真履行其職權會起到積極的作用。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規定,代表公司之董事違反召集期限者,除兩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款。這種做法值得借鑒。

  (二) 少數股東
  賦予少數股東以召集股東大會的權利已經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普遍做法。正如上文所講,董事會由于各種原因可能會故意拖延、甚至不召集股東大會,尤其是在現代股份公司中,董事會權利日益膨脹,使得其與公司、股東利益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果不賦予股東一定的召集權,股東大會的作用便難以有效發揮,股東的利益也難以充分保障。我國目前在這方面的規定存在不足,借鑒有關國家的立法,制定完善的股東召集權制度應是必然。
  世界各國將此項權利一般賦予少數股東,但具體規定上有所差別:《日本商法典》在“公司”一編第237條規定:“(一)自6個月前連續集有已發行股份總數3%以上的股東,可以以書面記載會議目的事項及召集理由,提交于董事,請求召集股東全會。(二)有前款請求,而股東全會程序沒有立即開始時,請求股東經法院許可,可以自行召集。”德國《股份公司法》也規定在股份總計達基本資本二十分之一股東申請董事會召集股東大會沒有得到滿足時,“法院可以授權提出要求的股東召集股東大會或公布議題。法院同時可以確定股東大會的主席。在召集股東大會或公布議題時應說明授權一事。” 結合這些國家的規定,現對少數股東召集權制度具體分析如下:
  1.關于少數股東的持股比例。日本法規定為3%,德國法為二十分之一,即5%.此外,也有國家和地區將這一比例規定為10%.如瑞士、荷蘭以及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我國《公司法》以及《規范意見》在規定少數股東的召集請求權時,規定的比例為10%.筆者認為,為防止公司股東任意召開股東大會,干擾公司正常運作,10%的比例較為合適。在計算10%的股份時,通說認為不含自己股份和無表決權股份。因為持有無表決權股的股東應該說沒有召開股東大會的實益。
  2.關于少數股東的持股時間。德國《股份公司法》及韓國《商法》沒有明確規定少數股東持有股份的時間,但《日本商法典》及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對此有明確的規定。《日本商法典》規定為“6個月前連續集有已發行股份總數3%以上的股東”;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則將此時間規定1年以上。筆者認為,一時成為少數股東的,賦予其召集權意義不大,相反,有可能出現為享有召集權而臨時成為少數股東的現象,使得公司的正常運作常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因此對于上市公司,少數股東若要享有股東大會召集權,對其所持股份應規定一定的持續時間-筆者建議為6個月-為宜。
  3.少數股東行使召集權的程序。許多國家在少數股東行使召集權時,都規定股東應當先行使召集請求權,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大會。這是董事會召集原則的體現。向董事會提出召集請求時,應提交書面材料,記載內容一般為目的事項及召集理由。董事會收到該書面請求后,應在規定日期內召集股東大會。只有在董事會不為召集情形出現時,少數股東在提請有關機構(通常為法院)許可后,方可自行召集。獲準召集許可后,少數股東可作為公司臨時機關召集股東大會,進行通知、公告等為召集股東大會所必要的程序,所需費用應由公司支付。我國證監會在2000年公布的《規范意見》中,將該程序簡化為只要董事會不同意少數股東的召集請求,少數股東即可自行召集。筆者認為這種規定無法避免股東濫用召集權現象的發生,應該先向有關機構如法院提出請求,獲得許可后再行召集更為妥當。

  (三) 監事會
  監事會是公司的監督機關,負責監督公司的日常經營活動以及對董事、經理等人員違反法律、章程的行為予以指正。為更好的履行監事會的職能,賦予其召集股東大會的請求權是合理的。我國《公司法》規定了監事會提議召開時,董事會應當在兩個月內召開股東臨時大會。但是如果董事會不為召集時,我國法律并沒有規定相應的救濟措施。
  目前國外不少國家和地區在立法中,都已明確地賦予了監事會以召集股東大會的權利。不過,各國對此的規定有所不同,大致有以下兩種立法例:一種是以德國《股份公司法》為代表的監事會直接召集股東大會的體例。該法第111條第 3款規定:“如果公司的利益需要,監事會應召集股東大會。對于一般決議只需要簡單多數通過即可。”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第220條規定:“監察人認為必要時,得召集股東會。”此處“認為必要”是否以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開為限存在分歧。不過學理認為應不受此限制:“蓋監察人之設,在監督公司業務之正當營運,……自應認許其得自助召集股東會,以謀求補救之策略,須如此解釋,方能使監察人發揮其監督之功能。”另一種為以韓國商法為代表的立法例,該法第412條第3款規定,監事可以與少數股東同樣的方法請求召集股東大會,董事會懈怠于召集時,可以經法院許可直接召集。
  應該說以上兩種立法例各有利弊,作出何種選擇都有合理之處。不過筆者認為,監事會的職責本身即是對董事會及其成員的監督,若監督者仍受被監督者約束,似乎從理論上難以成立。又鑒于我國目前監事會職能發揮不夠充分的現實,筆者建議我國再行修改《公司法》時,增加監事會在必要時直接召集股東大會的權利的規定。
  (四) 其他
  另外,國外法律也有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可以職權主動命有關機關或人員召集股東大會。美國、德國、韓國及我國臺灣地區法律均有類似規定。在公司進入清算階段,由于清算組實際上行使的是董事會職權,故有的國家如韓國也在清算組認為必要時,賦予其召集股東大會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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